自翻：关于伊姆霍夫对班维尔小说评价的评价

《证言》将班维尔在《哥白尼》中未能解决的问题推向了高潮，即现代人的出位感（transgression）。在《哥白尼》中，气数将尽的哥白尼看到了其兄弟的鬼魂控告他为了追求超验知识出卖灵魂。所有班维尔的角色都带着这种浮士德式的契约，他们对这平凡规范的世界感到迷茫和不安。

《证言》是一个主人公弗雷迪·蒙特戈里为法庭审判写自我陈述阐述他是如何绑架并杀死女仆的故事。弗雷迪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杀人犯，他精于复杂的数学计算和统计，并以此在美国和南欧开始其学术生涯。他信仰科学，认为“这可以让那些不可控的东西变得可控”。他主修可能理论。班维尔同时把他设定为一个“漠然者”（accidie），对世界万物都麻木不仁，他总是问“我怎样描述这种感觉呢？这种来自身体内部的失重感，仿佛身体里住着一个漂浮不定，无依无靠的鬼魂”。弗雷迪将自己看做一个“局外人”（outsider），他无法正确理解普通世界，而这种观念正是班维尔艺术理念的体现。然而，在这里，艺术家的疏离感已经被上升到了一个虚无主义的高度，以至于弗雷迪犯下令人震惊的杀人罪过。

弗雷迪绑架并杀害女仆是因为他在偷走一幅荷兰画像的途中，被女仆发现。为了摆脱画中的女人（woman-in-art），他决定杀死活着的女人（woman-in-life）。弗雷迪用车内的锤子砸死了女仆之后将车和画都遗弃在路边。对乔治·史坦纳的高雅文化和暴政是共谋的观点熟悉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两者的相似之处。弗雷迪将凶器挥向女仆的头颅时，他默念着“囟门，这个词一下子窜入我的脑中”。在前半段，弗雷迪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描述画像中的女人和想象其背后的故事上，对其面前的受害者视而不见。在把艺术描绘成这些黑暗画面之后，班维尔企图提出道德上的解决方案，即弗雷迪认为他的失败是因为无法想象乔西的真实存在。

他最后入狱后承认乔西：

“最后，当她们来来去去烟消云散后，我虚空地躺在监狱的床上，这时，仿佛一个繁重费力却无法逃避的任务下潜藏的幽灵，那个画面又一次从我身体中剥离漂浮其阿里：那神秘黑暗的门洞，还有门洞里那无形的存在感，渴望着现形，渴望着获得生命”（108）

对她的想象只存在于空洞的被害慢镜头中，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对他的所做所为做出裁决。

如果认为班维尔是在通过这桩命案表达反文化霸权的审美道德将是陈腐的，尽管这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小说的子主题。当主人公被问到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放弃了辨别真伪，而仅仅回到：“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耻辱”（194）（All of it. None of it.Only the shame.）他不再思考死去的女人和画上的女人，而是留给读者一堆疑惑。

伊姆霍夫之前在这本期刊上发表了的关于约翰班维尔的《诱惑者》（mefisto）.每本书，包括《朗·拉金》和《夜卵》都是在每一章节前都有引言和所谓的“各种原理”（A principia of sorts）

这就又体现出他以下的主张：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死亡，当代小说家不可避免的自觉转向技巧和形式，小说的艺术与形式紧密相连，这也就间接承认了固定形式是无法表现混乱的个体经验的。因此，班维尔时常变身为一个虚无主义巫师，有时又让读者体会到开普勒的绝望。

自我颠覆是班维尔小说的一大特点，这也加大了文学批评的难度。关于《白桦林》，伊姆霍夫说：“从叙述者到读者，对意义的探索是狡猾而巧妙的”，所以在《牛顿书信》的评论中，他认为：“班维尔通过写作的方式让历史学家意识到讲故事必然伴随着误导，正如他自己讲故事的同时又告知其实并不可信。”这也就是为什么伊姆霍夫竭尽全力维护其观点，认为《白桦林》是一种记忆书写，而不是大房子小说的重写。后者只是无知大众的一种错觉。因此他仍然找出书中的相关段落，证明它是大房子小说的变体，以此来讨论其历史背景。“爱尔兰社会被概念化和一般化，爱尔兰永远被短缺和匮乏所困扰。”

伊姆霍夫将班维尔的小说看做典型的元小说，即告诉读者说创作的故事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不真实存在。这类艺术问题类似于哥白尼和开普勒遇到的科学问题，伊姆霍夫因此在更为坚固的基础上对这些小说进行解读，因为它们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他分析了哥白尼中的认识论问题，即在此后的小说中班维尔反复提及的问题。《开普勒》的结构严格按照其理论布置，作者通过此形式表现“时间轨道”，引出十分有创意但缺乏信服力的有关小说时间语法的分析。此外，在不违背其虚构文本原则的前提下，伊姆霍夫将《开普勒》看做一本传记小说，将其称为：“一幅完美的开普勒肖像。”

在《牛顿书信》与《诱惑者》中，章节又以德国文学中存在的形式创造性的展现出来。《牛顿书信》借鉴了歌德的《亲和力》和霍夫曼的《一封信》。《诱惑者》则与《浮士德》相关，其中融合了尼采哲学的变体。伊姆霍夫在他的批评导言最后坦言他对这个话题有说不完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