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胡乱翻译。

伊姆霍夫对约翰·班维尔采访：

《My reader's That Small Band ,Deserve a Rest》

Source:Irish university Review,vol,no.1,John Banville Special Issue

伊姆霍夫：你是否认同《夜莺》的作者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观点：写小说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故事？

班维尔：当我开始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夜卵》（nightspawn）时，我对小说形式是极其不信任的。我屈服于十九世纪的传统观念，构思了很多似是而非的情节。我堆积角色，设想出一个政治主题——希腊科罗内尔政变，仅仅是为了让人迷惑不解。有千种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对实验充满兴趣，为了打破而紧紧融合的情节和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奇妙关系。我希望能够读者在面对我的小说是能够悬置他们对情节叙述的信任，明白我所呈现的只是小说，除此之外别无他物。所以我认为，是的，故事很重要，只要我们明白我们什么意思并从故事中获取期待。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词，不用“故事”这个术语，而换成内容，那么我会说，我认为形式更为重要。内容是形式的一个层面。

伊姆霍夫：你如何理解贝克特的“艺术家注定是失败的，和其他人害怕失败的人一样，失败就是他的世界，并在它面前退缩。”（To be an artist is to fail,as no other dare fail, that failure is his world and to shrink from it desertion）

班维尔：毫无疑问，夜卵的出版是失败的。比失败更重要的是失败的品质。我并不是以格林的方式来理解失败的。我的意思更进一步，不是生活中的失败，而是一种更全面的东西，即艺术即失败（Art-as-failure）。不知我是否表达清楚，大部分看过夜卵的人都不喜欢它。当然，它有个致命的错误——它的繁拙，它看起来就像是知识的虚张声势。但我自己却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是我认真完成的第一件事。夜卵背叛的读者对于作者信誉的信任，背叛了小说家协会。这是一本内外翻转的小说，它将骨架和神经放在外部。

伊姆霍夫：但是这也是夜卵之迷的解决方式：背叛。我认为它的背叛体现在两个方面：读者的背叛和小说的背叛，用一种言说的方式让读者上钩。

班维尔：是的。我必须承认，尽管我说了这么多，我依然对实验是否值得感到茫然。

伊姆霍夫：你的意思是说你十分关注你是否做得正确？

班维尔：是的。比如说，开普勒的一个重要理论，在太阳系的六大行星的轨道的间隙中可以放入五个规则的多变几何体，比如立方体和金字塔等。开普勒作为我最近的一部作品，由五个部分组成。每一节的章节数字对应五边形的不同边。所有等长的章节都包括在小节里面。同时，叙事结构紧密相连，每个部分的时间或向前或推后，或从点到线。但没有一个小节是回到了原点的，正如开普勒的发现一样，行星不是呈环形移动的，而是沿着椭圆轨道移动的。现在来看这似乎有点疯狂，尽管无害。我承认我无法理性的整体判断它的好坏。我只能在这一点上坚持我的观点，即艺术是一种形式。我在这一原则下认真创作。这也确实是我唯一的创作方式。我的创作总是以表现形式为起点的，但是我必须标明，开普勒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它的形式是外界强加的但不意味着虚假。也就是说，正式的欺骗，和我想表达的含义，从海德格尔的角度上来说，艺术品的直觉形式在书被完成之前或者之后都是未经污染的。我知道这看起来像某种神秘主义的废话。我所要表达的就是这就是我创作的方式，一种艺术的真诚。

伊姆霍夫：你认为你是在试图做赫胥黎小说《旋律的配合》中的人物所做的尝试，小说的音乐化（musicalisation of fiction）吗？

班维尔：这就看赫胥黎和你提出的那个短语的意思了。比如说，乔治·史坦纳认为赫尔曼的《维吉尔之死》是建立在贝多芬的四重奏的形式之上的，而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伊姆霍夫：那安东尼·伯吉斯的《拿破仑交响曲》呢？

班维尔：那是一部我很看重的作品，但还不至于让我认为小说的音乐化能成为可能。这两种艺术性的运作方式并不相似。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艺术品开始于无形，只要这个矛盾不是太可怕的话，但音乐形式和内容是一体的。文字艺术，尤其是小说，内容散布与形式之中。人们很难用三言两语就概括清楚这本小说的样貌。同样，只听一小节音乐也不能做整体概括。当然，争论并不止步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这种差异。小说可以被翻译，被转换，但一小段音乐却不行，而且音乐也没有翻译的必要。

伊姆霍夫：音乐图式可以作为形式，我们再继续说，你的作品，尤其是《白桦林》和《哥白尼》，引用了很多其他作者，是因为你受惠于艾略特关于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观点吗？

班维尔：部分是的，且部分是因为能给予作品更广泛的借鉴意义。比如，在《哥白尼》中，引用了大量的华莱士·史蒂文斯的铭文。而华莱士的这种影子般的存在是因为哥白尼像诗人一样，充满了其文艺复兴信念崩塌的绝望。这种信念是一种宗教式的，对生活至关重要。所有华莱士的作品可以被认为是最高虚构笔记，即他所认为的包含的、融合的、综合的由人类为人类创造的试金石。如果你还记得，哥白尼，我的哥白尼说在他晚年……

伊姆霍夫：“这是谎言。”（It was a fiction）

班维尔：是的。“我是”，他说，“不仅仅在解读现象，在我年轻时，我原以为我在做相反的事，但现在，我明白了，我揭示的不是真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虚假，只是比之前的看起来更站得住脚，更完善，但不是真理。”但是你也会注意到《哥白尼》中，天文学家对其事业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不知道这谎言（fiction）是至高的还是深不可测的。他会说这是失败，但他并不因此羞耻，因为他关心的是失败的品质。

伊姆霍夫：你认为这部分是因为他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吗？我是说，因为述说真相需要语言，而语言通常是主观的，而他却希望表达出客观真理。

班维尔：我认为不仅仅是这样。在我的书的结尾，哥白尼所说的真相实际并不存在，只存在着真理可变的几个侧面让我们深信不疑。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如果它确实存在，也与我们毫无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牛顿就变得十分有趣，因为他有比开普勒和哥白尼更微妙的困难，精确来说，他比前两位要获得更多的成功。他对于世界的认知确实有用。然而要让这个体系运转，他需要两个绝对的时空，但绝对时空并不存在，正如相对论所告诉我们的。牛顿不是一个相对论者，也明确的知道这不存在。于是他只能去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便又成为了一个最高级的虚构。

伊姆霍夫：我能问问你对于《朗·拉金》是如何理解的吗？因为这本书和《夜卵》是最让我困惑的。

班维尔：你知道这是我早期的作品。其中的中短篇故事相当可怕。

伊姆霍夫：你是说《占有》？你在写作时有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吗？我从“有罪与赎罪的仪式”（rituals of guilt and atonement）中感受到了他。

班维尔：《夜卵》的第一段就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诠释。但我在其中还玩了点花样，但在《朗·拉金》中我又变得真诚了。谢天谢地，我放弃了强有的俄罗斯传统追寻其他花样。我很喜欢《朗·拉金》中的故事，我尽可能的保持这种风格，并将内部动机的思索化为最低。有时我希望我能归于简单，不过我没有经常抱怨。

伊姆霍夫：我发现你作品中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他们是一个整体的部分。比如说，我发现你在《朗·拉金》中做的最好的简介出现在《夜卵》中。其中有个故事是说该隐告诉他的父亲他杀了亚伯，他的父亲说：“我现在可以释放你了”，而该隐说：“我该拿我的自由怎么办？”

班维尔：是的，这种互文在《占有》中也同样存在。每本书都多多少少会有前作的影子。我想这可能也和我总是严肃创作有关。

伊姆霍夫：《朗·拉金》的宣传重点放在它基于民谣《朗·拉金》，可以理解为你从民谣中汲取一种形式吗？

班维尔：是的，一共九个故事，两个人物的角色彼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们相爱，他们结婚，他们互相憎恨——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关系以一种极端方式被破坏，即第三个人物朗·拉金的出现。有时这些人物并不出现——比如逃亡流浪。在中篇故事的第二部分，视角发生了变化，故事的叙述视角变成了朗·拉金，于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就变成了朗·拉金自身糟糕的生活和与他人的关系。最后我认为这整个故事都是在讲述如何获得个人自由的——

伊姆霍夫：所以你是怎么做的呢？

班维尔：在朗·拉金的结尾，当本·怀特开始他的归乡之旅时，是我作为小说家旅行的开始。这很俗套，我知道，但是就这么回事。你也可以说《夜卵》是我旅行的第一站：简陋的客栈，净是虱子和疯子。

伊姆霍夫：很明显，标题一语双关

班维尔：这其实无关紧要。

伊姆霍夫：就像《尤利西斯》中的穿像皮衣的男人？

班维尔：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认为《朗·拉金》和《夜卵》的宣传优势是我不自觉的通过这种虚张声势的方法来掩盖书中强烈的自我表达元素。而我认为艺术与个人化无关，或者你也可以说，私密的自我表达。正如卡夫卡所说，艺术家就是无话可说的人。卡夫卡带着他的缄默，留下的是无话可说却又成功言说了所有。我在言说，可是言说的是超乎个人生活的，即把艺术当作一种个人情感和观念的工具。所有的作家都会认同这一点：艺术是个冰冷的人，对艺术家的个人问题毫不关心。我从中学到的便是，我需要自我疏离，即我的自我，父亲和书中的父亲，也许这是矛盾的，我至少处在表达真实自我的开端。

伊姆霍夫：在《夜卵》中，你完好的放置了你的参考，假设你的参考是艾略特，那么本·怀特是否能被看做是一个普鲁弗洛克式的人物？

班维尔：部分是的。艾略特的文献像一个精致的玩笑，因为它们可以相互指涉，但同时我确实想给我的读者以提示。这一点甚至在《白桦林》中也有所体现。加百列·贾德金以一个处子之身开始到结束依然是个处子，尽管他开始了一段性爱冒险。他并不是为了贞操而保持纯洁，而是出于一种情感上的贪婪。在牛奶工诱惑他时，舞台充满了象征符号，牛奶、鸡蛋等等，然而他的行动却削弱了暗示。这种张力贯穿全书：艺术和自然、思想与生活。这不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但我尝试着出新，至少以一种更为有趣的方式表达出来。

伊姆霍夫：我认为《夜卵》受到贝克特影响很深。三部曲的叙事人不断鼓励自己说下去，知道他们认为的真实最终被揭露，而这一点却永远不能到来。

班维尔：《夜卵》确实受到贝克特的影响。同时那本书也是关于一个开放的可能方向。显然，在我选择一个方向时，我就已经有了这种疑问。因此在《夜卵》中提出的问题很大部分是悬而未决的，这是个很宽广的问题，也许一生都无法得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伊姆霍夫：让我们回到《白桦林》上，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开头一部分是大房子文学的戏仿。你对这点有什么看法？

班维尔：这只是一种类型。显然我有思考卡尔顿、萨默维尔和罗斯，但没有一本书是特别的。我堆积人物，难以忍受的父亲、饱受苦难的母亲、敏感纤细的儿子和其他的人物线索，被丢弃的孩子和另一个自己。

伊姆霍夫：我认为你在利用推理故事的传统将其进行包装，读者被谜团包围，就像读一本怀旧的侦探小说一样，所有的谜团在最后都被解开。

班维尔：是的，我确实有这种倾向。我喜欢《白桦林》的结尾，所有的事物都被遮蔽，没有任何事被真的遮蔽。在《开普勒》中，天文学家向我们陈述知识，意识到我们是不断接受的生物，而不是做出自我阐释。

伊姆霍夫：在采访即将结束之际，我想再问一个大众的问题。有些作家，尤其是约翰·巴茨认为，当代作家要面对的一个普遍困境就是写作模式的枯竭。巴茨提出了一个补救方式便是回归小说的根基，从手稿开始。其他的例如罗伯特·库位就认为所有值得被讲述的故事都已经被讲述了，小说创作的唯一出路就是从一个新的视角去重述那些古老的故事和寓言。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班维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是的，我觉得我没办法给出一个答案。我过去花费大量精力放在理论和流派的研究上，我认为艺术家要尽可能的逃出琐碎的恐惧，觉得他们仅仅只是在玩孩子般的游戏，并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正在产生艺术危机，大灾将至。当然，一个人不可能忽视这些信号，高雅文化和暴政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与此同时，我认为艺术如果被过分严肃化是能导致其灭亡的。我现在对于我自己小说的分类是很严谨的。好的艺术是永恒的，无论艺术家选择了哪条路，他在路上的停留是最重要的。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在逃避问题，无论何时我问我自己艺术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来搞艺术，我就想起Rilke的诗句。

伊姆霍夫：最后，你能说说你现在正在创作的小说吗？

班维尔：现在说这个还太早了，这是中篇小说，我想我的读者值得一个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