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文明到历史空间: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地理学转向》

与世界其他地区或文明的历史学相比，印度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对印度历史(特别是莫卧儿帝国以前的印度历史)的叙述和诠释更加依赖对印度地理环境的解读。显然，这同近代以前印度历史文献和资料的匮乏有关。对早期印度历史的考证和构建，建立在史前考古、古代文学、铭文和钱币、外国人游记以及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

尽管麦金德承认印度人文地理的异质性，但通过强调印度历史地理的闭塞和封闭(在历史上仅通过西北通道同外部世界相联)，麦金德似乎能够成功地引导人们得出结论，即印度可以看作一个独特的历史文明区域。实际上，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把印度归结为一个独立和孤立的文明正是正统印度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和基础。在同一时期出版的《牛津印度史》中，文森特·史密斯在同样强调了印度“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后，也着重强调“多样性的统一”

在史密斯看来，“印度最深刻的统一性有赖于这一事实:印度的各个民族发展起来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类型的特殊文化或文明。这种文明可以用‘印度教’这个名称来概括。印度根本上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是婆罗门的土地”。至此，我们看到了所熟知的“印度文明”概念，这就是，印度在地理上是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东方文明。这是正统印度史学赋予我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常识”。

在正统印度史学中，对印度历史地理的诠释是同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牛津印度史》中，史密斯在论述“某些对历史有着直接影响的地理事实”的同时，非常明确地认为印度自古就是一个专制主义家。“在印度历史上，缺少与政治制度缓慢进化有关的兴趣……独裁政制确实是印度史学家关心的唯一政府形式。专制主义不允许任何发展。个别君主在能力和品格方面千差万别，但专制主义政府的本质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几乎一成不变，而不管统治者是一位圣人，还是一位暴君。

孟德斯鸠得出的结论是，具有不同民族性格的种族会创造和拥有不同性质的文明。“器官的纤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的懒惰自然地产生精神上的懒惰。身体的懒惰使精神不能有任何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如果在器官的纤弱上面再加上精神的懒惰，你便容易知道，这个心灵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以改变了。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看来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前的相同。”因而，“印度人相信，静止和虚无是万物的基础，是万物的终结。所以他们认为完全的无为就是最完善的境界，也就是他们的欲望的目的。他们给最高的存在物一个称号，叫作‘不动的’……这些国家过度的炎热使人萎靡疲惫;静止是那样得愉快，运动是那样地痛苦，所以这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似乎是自然的。印度的立法者佛顺从自己的感觉，使人类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中。但是佛的教义是由气候上的懒惰产生的，却反而助长了懒惰;这就产生了无数的弊害”。印度的僧侣制度被归结到相同的根源，“这种制度起源于东方炎热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沈思默想的倾向多，而行动的倾向少”;“在亚洲，似乎是气候越热，僧侣的数目便越多。印度气候酷热，所以充满了僧侣”。

在孟德斯鸠看来，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亚洲(特别是印度)专制主义政体的产生。气候炎热的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对于这种东方专制主义政体，孟德斯鸠还找到了“另一个自然原因”。“在亚洲，人们时常看到一些大帝国;这种帝国在欧洲是绝对不能存在的。这是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海洋(甲乙本作‘山岭和海洋’划分出来的区域广阔得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泉比较容易涸竭;山岭积雪较少;河流不那么宽，给人的障碍较少。”结果，“在亚洲，权力就不能不老是专制的了。因为如果奴役的统治不是极端严酷的话，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这和地理的性质是不能相容的

孟德斯鸠把他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表达成下面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地理(气候和地形)———种族(民族体质和性格)———文明(宗教和专制政体)。而这个三位一体的公式表达出来的恰恰就是，我们熟知的正统印度史学的实体性“印度文明”的观念。东方过去知道、现在依旧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人都是自由的。

有趣的是，一方面，黑格尔认为西方的文化和民族可能在历史上发源于印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断然否认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表面上，印度同世界历史保持着多种联系。最近，人们发现梵语构成了所有那些在后来形成了欧洲各种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和德语) 的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此外印度还是整个西方世界外来移民的中心;但这种外部的历史关系只能看成是各个民族从这个地点出发的地理上的散布。尽管进一步发展的要素或许可以在印度找到，尽管我们可能发现它们传播到西方的痕迹，然而这种传播却是那么抽象那么肤浅］，以致那些在后来的民族中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没有任何源于印度的东西，而是某些具体的东西，是他们自己形成的事物。为此，他们曾极力忘却印度文化的要素。印度文化的传布发生在史前，因为历史仅限于精神发展的某个重要时期。整个来说，印度文化的散布只是一种悄无声息的扩张; 就是，它没有激起政治的行动。印度人民不曾成功地征服过别人，他们自身倒是总被别人征服。

新印度史学则把印度建构为一个开放和多元的地理和历史空间。大卫·勒登在《南亚农业史》中诠释印度农业地域(agrarian territory)的流动性、渗透性和可塑性时，就重新界定了印度的地域特性。勒登解构了正统印度史学中印度的一个基本地理特征:单一的自然区域。在这里，它裂变成两个不同的印度，即陆上印度和海上印度，它们分别属于两个范围远远超出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空间(即勒登所谓的“机动地带”)，而农业“运动要素”(moving elements) 的跨区域流通则分别把这两个不同的地理空间各自连为一体。在这种开放的地理空间的视野下，印度也不再可能像正统印度史学中那样被界定为一个独立而封闭的文明地域，而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更大得多的跨区域地理空间的组成部分。在勒登看来，自古以来在南亚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性地理空间，而不是《剑桥印度史》中那个地理范围局限在当时印度帝国”边境内的印度文明。

勒登还认为，公元一千纪初以来南亚农业国家(agrarian state)和农业地域的发展，并未造成上述地理空间网络的断裂和瓦解。

和勒登对印度历史地理的重构类似，斯坦对印度的“心理地图”也把印度区分成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不是相互结合成一个“单一的”自然区域，而是各自和相连的外部世界结成不同的历史地理空间。正统印度史学的地理基础就这样被解构了，印度并不是正统印度史学家所想象的那种独立、统一和封闭的历史区域。

东方专制主义历史观本身，则被倾向于新印度史学的历史学家们诠释为现代英国殖民统治者的臆造和对印度“真正”的历史传统的歪曲。在 198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沃什布鲁克就明确地把正统印度史学的东方专制主义假说归结为 19 世纪英国人为了取得在印度统治的合法性而将殖民统治的形象映射到印度历史的结果。

在《英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中，托马斯·梅特卡夫则把“东方专制主义”解读为 18 世纪晚期以降英国人在创制殖民统治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印度的过去及其未来”形象的两种充满张力的“观念”之一。一种观念把印度视为一个贴有专制主义标签的社会”另一种观念则把印度视为一片“拥有自己恒久不变的法律和习俗的古老的土地。与正统印度史学把东方专制主义观念视为印度文明和历史的真实写照不同，梅特卡夫把东方专制主义观念归结为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期间)，欧洲人通过建构一个“东方”的他者而实现自我界定的方式。他说:“尽管专制主义观念后来(在古希腊时代之后)遭到废弃，但随着欧洲人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把他们自己和欧洲同亚洲和亚洲人彻底区别开来，这个概念在 18 世纪又重新流行起来。专制主义描述了‘东方’国家的组织方式……通过清楚规定他们不是什么，或更确切地说，他们不想成为什么，‘专制主义’模式就这样帮助欧洲人用欧洲的术语界定了他们自己。”然而，在梅特卡夫看来，这种对亚洲社会的东方主义想象并不真实。“欧洲人冒失的代价之一就是对非欧洲社会的性质进行了歪曲的想象。”它对印度史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同样被归结为编撰了印度历史的英国人维护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需要。